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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李佳琦又上热搜了。先是被大V大杨哥DISS,说李佳琦控价控库存,导致该直播间大牌产品被迫下架;然后知名打假人王海发布视频称,李佳琦直播间所卖的“鸳鸯金楼”和田玉为假货。对于“二选一”,李佳琦方面直接否认了,说从未要求品牌进行任何的“二选一”,李佳琦直播间商品的定价权在于品牌。而“鸳鸯金楼”也否认售卖假和田玉。自从上次“79元眉笔”风波后,李佳琦的负面新闻好像越来越多。我查了一下,李佳琦是在2017年开始走红的,能撑到现在还是挺厉害的,只要他不来股市圈钱。
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:“然而,由于未成熟的文明不幸发明了内燃机和飞行技术,一种可供各国进行战争之用的新武器突然出现了,它可以很快改变各国战争实力的对比。一个头等大国,假使在人类不断积累的知识中和在科学的进步中有自己的一份,那么,它只需要四五年的努力经营,就能够建立一支强大的、也许是所向无敌的空军。这个期限当然还可以由于事先有所准备和有所考虑而得以缩短。”
作为一个新兴兵种,二战期间列强的空军几乎同步起跑,都处于既无历史积累也无历史负担的状态。但德国作为内燃机发明国,活塞发动机的技术储备深厚,在力学、材料、燃料工业和机械制造等方面又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,因而具备弯道超车的优势。
早在一战中,德国军事航空部队的表现即已经相当优异。
这支成立于1912年10月1日的部队,至战败(1918年11月)时尚拥有飞机和飞艇4050架,约8万官兵,并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王牌飞行员:如一战头号空中王牌“红色男爵”里希特霍芬、发明“殷麦曼动作”的殷麦曼等等。就连日后臭名昭著的纳粹空军总司令赫尔曼·戈林,也是这批王牌飞行员中的一名,他曾担任过“里希特霍芬”联队的最后一任指挥官,并有22架敌机的击落记录。而同期德国的航空工业也发展迅速,1918年的飞机年产能已达14130架。
战后,德国被《凡尔赛和约》禁止拥有空军,仅可保留40架飞机和196台航空发动机供商业飞行之用。在此期间,德国被迫解散了军事航空部队,停止制造各种飞机,整个航空工业处于停滞状态,只能搞搞无动力的滑翔机。
1922年,协约国虽然取消了不准德国制造民用飞机的禁令,但仍对飞机的体积、性能做出了种种严格限制,并由协约国航空委员会进行监督。这些限制使德国工程师很难在制造大型飞机方面获得实践,只能通过研究公开资料和参观别国飞机制造厂来积累经验。
不过,德国人一向擅长钻空子。
早在1921年,时任德国国防部陆军总司令的冯·塞克特将军,就在国防部里安插了一批前飞行员军官——在“没有空军”的陆军内部建立了一套外人不易察觉,但却周全完备的空军参谋决策骨架。这帮前飞行员军官,将自己的一战经验和杜黑的“空军制胜论”学说充分结合,给冯·塞克特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。
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,1923年,冯·塞克特在他的备忘录中指出,德国应重新创建独立的空军。
1922年,魏玛德国与新生的苏联签订了《拉帕洛条约》。该条约以双方均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方式,实现了苏德经济互惠和外交关系正常化。当然了,这两个同被凡尔赛—华盛顿体系摈弃的前列强携手言欢,自然少不了台面下的交易——根据条约所附的秘密军事条款,德国出技术和资金,苏联出场地和保障,双方共同开展空军战术及航空技术研究。
就在条约签订的当年,魏玛政府即为容克斯飞机公司提供了一笔8000万马克的巨额津贴。而容克斯又将这笔钱转手投资于莫斯科附近的一家飞机工厂,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属工厂。同期,亨克尔、道尼尔这两家飞机公司也在从事同样的灰色操作。
通过这种钻空子的办法,德国得以利用在苏联、瑞典、土耳其等国境内的附属工厂,进行飞机研制和生产,没有在二三十年代的航空技术大发展中掉队。
根据《拉帕洛条约》中的秘密军事条款,德国国防部还向莫斯科附近利别斯克机场派驻了一个训练团,其中包括空军战术、轰炸、军械和照相侦察方面的专家。从1926年起,德国人在这里偷偷训练战斗机和侦察机飞行员。除了利别斯克培训中心外,在1926年至1933年间,德国还在设在高加索的一些训练基地里,培养了大批空军骨干。
1926年5月,趁巴黎航空协定撤销对德国制造民用飞机的种种限制之机,德国开始大力扩充民航产业,成立了汉莎航空。并在商业性的空、地勤人员培训机构名义掩护下,培养军用航空所需的空、地勤人员。
考虑到未来战争的高烈度和大消耗,德国还以各种方式扩大飞行苗子的培养和储备——如德国的主要航空团体航空运动协会,就在国防部的支持鼓励下开办了许多滑翔机学校,会员将近5万名。
比如说二战中的德国空军头号王牌、击落敌机数高达352架的埃里希·哈特曼,其母就是伯布林根机场航空俱乐部的成员。正是这位热爱飞行的老母亲,把哈特曼带进了滑翔机圈子,并成长为最恐怖的空中杀手。
不过冯·塞克特虽然善于钻空子,但在政治上却相当没头脑。1926年,由于他擅自邀请前德国皇储校阅军队,引发了严重的政治风波,兴登堡总统只好将他免职。他赋闲数年后,被法肯豪森推荐给蒋介石担任军事顾问,于是就跑到中国主持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“围剿”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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